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栖息于吉林、黑龙江交界一带的东北虎豹，是世界最为濒危的野生动物物种；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林区，拥有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地球之肾”的泥炭藓湿地生态系统。现如今，它们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国家公园”。

   其实，我国建立国家公园并非一朝一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指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我国国家公园是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但当时国内对国家公园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2015年5月，国务院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今年9月底，中办、国办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在总结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基础上，对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给出进一步指导，并列出了时间表，要求到2020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基本完成，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到2030年，国家公园体制更加健全。至此，国家公园的整体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国家公园，是美丽中国的“明信片”，代表国家形象，注解中华文明。我国国家公园的建立，是以生态保护为第一要务的，正是践行了十九大报告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理念和基本方略。国家公园的选址都在我国生态价值及其原真性和完整性最高的地区，一般都具有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作用，或是重要的水源产流地、珍稀物种的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和国家重要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先区域，其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更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典型性，面积更大，生态系统更完整，因此保护更严格，管理层级更高。

   与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国家公园相比，一方面，我国的国家公园建立，不仅仅是以审美体验和简单的美景保护为主要目标的，而是立足于大尺度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旨在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战略定位更高，所肩负的时代责任也重要得多。另一方面，我国人多地少，没有像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那么大的荒野地和无人区，这就需要我们在建立国家公园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与当地社区居民的关系，实现保护与发展和谐统一。

   国家公园，是生态保护的“常青树”，不是地方经济的“摇钱树”。我国自然保护区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存在碎片化管理的问题。一个地方，冠以多个名称，就多了几位“婆婆”。以九寨沟为例，它先后被挂上了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5A旅游景区五块牌子，意味着各个分管机构都有权对景区进行管理。一些地方把一些保护区当作“摇钱树”，过度追求门票和其他商业收入，导致了保护与发展失衡。国家公园建立的一个重要创新即管理体制创新，或将打破我国自然保护地挂牌子式的改革怪圈。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要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归国家所有，由国家出钱国家管理，旨在探索生态文明保护的路径，为生态保护转型预留发展空间。国家公园既不同于严格的自然保护区，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名胜风景区，需要通过垂直管理，真正实现“一个保护地一个牌子、一个管理机构”。由一个部门统一行使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责，实现全面优化，重构区域生态版图。 　　国家公园，是世代传承的全民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造福子孙千秋万代。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国家公园是我国珍稀的自然遗产，具有全民共享性。一方面要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保护并传承珍贵的自然遗产；另一方面，也为当代人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共享自然的机会，以积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国家公园的建立可以提倡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共建的能力，引导当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周边合理规划建设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为公众提供科普教育游憩的机会，使得公众在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激发国家认同感、幸福感，增强保护自然的自觉，促进生态文明建设。